金代壁画墓壁画局部
戳印“亭”字陶罐
八号水井遗址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新名片，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于今年6月份面向公众试运行开放，成为北京首个以“馆园一体”形式运行的考古遗址公园。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北部，是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汉代县城遗址，为我们集中展现了古代社会人们生活生产的历史景象。
展开剩余87%早在20世纪50年代，文物普查工作已经为路城遗址建立了文物档案。直到2016年，由于北京市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工程建设，考古人员才在潞城镇古城村区域展开系统性的工作，揭开了这座2200多年前的古代城市的神秘面纱。这一系列重大成果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地名的角度，西汉建置称为“路县”，新莽时期短暂更名为“通路亭”，金代以后称为“通州”。名称虽有更改，却始终凸显着此地重要的交通战略价值。路县故城遗址地理优势明显,它处于华北与辽西连接的重要孔道，不仅位于东西向的长城沿线，也是南北向大运河的重要端点，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在此交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件唐代墓志为确定汉代路城位置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汇聚了全国数百名专家学者，同时采用了诸多国内外先进的技术手段。原本《汉书》和《水经注》都没有确切地指出路城的具体位置和规模大小。在早期的勘测阶段，考古人员采用了探地雷达法，即通过电磁波的反射波原理，提取地下地层介质的物理性质信息，分析地下区域哪些是遗址墓葬，哪些是自然沉淀地层，再结合洛阳铲进行验证。相较于传统方式，这样能够提高勘测的效率，同时减少对文物的破坏。
在空间上，整个遗址最终被划分为三大区域：城内遗址区、城郊遗址区和城外墓葬区。城内遗址区近似方形，城墙边长约为560米至600米，基址周长约2300米，城区占地约35万平方米。汉代县城多以边长为500至800米的方形城址为主，遗址符合当时县级城市的普遍规制。城郊遗址区在城墙外围约700米之内，发掘出大量生产和生活遗存。城外墓葬区在城址700米至3公里内，包括了数以千座的墓葬以及水井、道路等设施。三大区域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古代城市空间体系。
在时间上，路县建城时间应在西汉初年，即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不久。在郡县制的行政系统中，路县原本归属于渔阳郡（今北京怀柔区北房乡梨园庄村）。东汉时期，渔阳郡治所一度迁往路县。此后不久，路县遗址内的郡县机构被陆续迁出，路县也改称为“潞县”。需要强调的是，原本的城址区域并没有被完全废弃，而是被后世一直沿用。在北魏时期《水经注》已将此地称为“故城”，直到明清时代仍是村庄聚落，当地人口耳相传称为“古城村”。考古发现了遗址中心三条南北向的道路，几乎成重合叠压关系，年代分别属于汉代、辽金与明清时期，证明为一条沿用千年的主干道路。考古发现的墓葬和道路遗址，时段上从战国西汉延续到明清时期，证明路城是一座前后沿用了两千余年的城市遗址。
我们想要确定路县故城遗址的时空关系，想要确认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史书中记载的汉代路城，而不是其他古城“张冠李戴”，还要进一步结合考古与文献工作。清代学者刘锡存就曾实地考察，记述当时故城遗址的东、西、北三面的残存城墙高出地面五尺，认为该地就是汉代的路城。而现在的考古工作者更进一步找到了唐代的出土文献。在一位名叫艾演的唐代幽州潞县县丞的墓葬之中，出土的墓志铭中清楚地记述墓葬位置就在“古潞城南，一里平原”。正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展出的这件墓志，为我们最终找到汉代路城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小小的种子见证了北京地区民族交融的历史洪流
遗址出土的文物遗存，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陶片骨渣、灰尘土壤，也是我们研究古人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考古学家通过浮选法，丰富了植物遗存的发现。路县在选址之初就靠近河流，适宜耕作，自古以来视为“三种”（黍、稷、稻）之地。该地区小麦得到了大量种植，与粟兼种，是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除此以外，还有大豆、红小豆、稻米都是当时人们的粮食来源。
其中三处浮选地点都发现了水稻，也是北京地区的考古突破。路县故城上游水利条件较好，有着种植水稻的优渥条件。路城所属的渔阳郡在汉代肩负着抗击匈奴入侵的重要军事职能。东汉初年匈奴曾以数万骑兵攻入渔阳境内，太守张堪率领本地数千骑兵，将外敌击退。为了充实军备，张堪广开稻田，劝民耕种，促进了当地的物质生产。考古发现的稻米并没有完全动摇当时麦子的主粮地位，但提供了一定的选择补充，证实了当地种植结构的重要调整。有意思的是，在路城附近辽金时期的灰坑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具有东北地区特色的杂粮——稗，小小的种子见证了北京地区民族交融的历史洪流。
《史记》记载燕地自古就有枣栗之利，大枣、栗子曾是粮食作物之外重要的食物补充，古人对其经济和药用价值都有着深刻的认识。考古人员还在城郊的灰坑水井中发现了桃、李、甜瓜、欧李、桑、菱角、芡实等植物资源，向我们展示了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丰富的饮食结构。
说完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的发现也带给我们许多新的认识。在城郊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动物骨骼，食用黄牛的情况较为突出。根据骨骼判断，黄牛大多是在3-4岁被屠宰，由此推定饲养黄牛目的主要是用来作为肉食。古代多有法律保护耕牛，但是民间宰牛食肉的情况始终存在，这种现象也与路县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上有关。当时人还以马肉、家猪、野猪、梅花鹿等作为肉食来源。卢守晔先生在其2025年博士论文《秦汉郊祀遗存研究》中，根据下站遗址和血池遗址，论证秦国统治者出于祭祀目的，大量宰杀马牛羊，肯定了史书关于“三百牢”的记载。这些共同丰富了我们对于宰杀牛马以及肉食来源的认识。
遗址展厅选取的区域直接拉近了人们与历史的距离
考古人员在5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232口水井。如此密集的水井遗址，揭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水井本身是关系到古人生产生活的重要遗存。如此密集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当地曾有大量人口生活聚居，也与手工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路县故城遗址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的水井，多为方形木构。而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水井，多为圆形砖木混构。经过长期使用，水井底部出土的多种文物，如陶罐陶碗，骨笄铜钗，铜镜与铁烛台的残片，以及战国刀币、西汉五铢钱、新莽货币等等，反映出古代居民日常生活真实的一面。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出土的陶器上有些留有戳印，陶文内容有“亭”“临姑”，刻划文字则有“工”字。原来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市场监管部门，陶罐上的“亭”字戳印代表了该器物通过了市亭长官的质量检测，允许在市场上售卖。这些文字反映出当时的市亭制度以及手工业的重要信息。
棘轮是一种铁质机械齿轮，在陕西、河南地区多有出土。棘轮往往有16齿，配合棘爪使用，固定向一方倾斜的齿轮能够做到单向运转，避免倒回，这组文物颇受后世科技史学者的重视。今天自行车的设计也采用棘轮机构。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五件棘轮中有三件发现于水井区域，原来在汉代棘轮主要用于汲水工具——手动绞车上面。古人如此设计可以大大节省人力，避免水桶坠落。路城遗址中棘轮的发现，证明了当地生产生活水平以及铁器冶炼的技术水准。
考古人员还在一口水井遗址底层的木水桶中发现了一只褐家鼠的遗骸。有人通过情境分析，认为在两汉之际，彭宠据守路城，发动叛乱，与刘秀大军前后对峙了一年左右。而这只死鼠就是彭宠军队当时有计划地投入城郊水井，是一种“毒井”的军事行为。作为中国城市考古中迄今唯一一例褐家鼠遗存，考古学者将一只死鼠联系到了大一统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关键战役——也是路城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事件，如此具有想象力的推断，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考古工作不是简单地“挖宝”，我们在遗址博物馆也不是简单地“看宝”。大型遗址提供了天然的历史情景，带给我们一种现场感。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既有文物陈列，也有遗址复原。遗址展厅选取的区域，恰恰是汉晋时期的水井和陶窑遗址，直接拉近了人们与历史的距离。遗址展厅能够保护的范围毕竟有限，在博物馆外面是目前占地68公顷，总体规划范围达到113公顷的遗址公园，承担着保护古代遗址，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考古体验等多重职能。如何促进当地居民与考古遗址的互动，在国外称为“公共考古学”或“社区考古学”，也是未来中国的遗址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两汉时期的路城墓葬更多反映的是平民的真实生活
考古人员在路城郊区清理了数千座墓葬，其中以战国至魏晋时期墓葬数量最多，类型也最为丰富。早期观念讲求“事死如事生”，墓葬对于古人来说只是换了一处地方继续生活。战国西汉的路城不少平民沿用了传统的瓮棺葬方式。所谓瓮棺葬是指将死者尸体装入陶罐、陶瓮、陶盆一类的容器中，埋入地下的埋葬方式。这种瓮棺葬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期，在华夏大地上持续了数千年。相较于棺椁需要选取好的木料，瓮棺的成本更低。在胡各庄村发现的62座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瓮棺葬，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儿童瓮棺葬可以采用日常实用陶器，但是路城遗址中成人的瓮棺是专门作为葬具，烧制的筒形瓮，常为两件筒形釜子母口对扣而成，突破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至东汉时期流行砖室墓，可以说路城遗址见证了数千年瓮棺葬古老习俗的余晖，也是汉代社会移风易俗的直观体现。
两汉时期的路城墓葬，更多反映的是平民的真实生活，如算筹、陶楼、博山炉盖等。在后屯西汉墓群中，清理出来的一具女性人骨，在头盖骨上的穿孔，并伴有骨再生和骨愈合的现象，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开颅手术实证。在东汉时期的砖室墓中，考古人员发现的泥质灰陶三联碗。所谓三联碗，就是三个形制相近的碗呈“品”字形相联，每只碗的内壁有红色彩绘，三只碗中间有提梁。海淀区清河东汉墓出土过另一件三联碗，此外在北京地区几乎没有发现过任何时代更早的联体器具。这件墓葬中发现的三联碗并没有实用功能，作为陪葬品出于对古人生活器具的一种模仿。古人将三个碗粘连在一起，如此设计有何用意？有人推测三碗相连或作为吊灯增强照明，或用来盛放不同的食物。
东汉以后路县故城逐渐成为村落继续使用，但仍有重要的墓葬发现。北京地区的土质本不适宜壁画墓葬的保存，但考古人员在城址周边就发现了一座金代砖室壁画墓。墓室顶部遭遇破坏，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在直径3.5米的圆形墓室内部，发现了砖影雕刻的桌椅门窗，壁画则列出墓主夫妇宴饮、女仆点灯、男仆备马以及妇人启门等图像。经过考古专家的精心抢救，如今这座壁画墓被原址整体迁移至博物馆内部。人们可以走进圆形墓室内部，隔着玻璃板全景无死角地观察古代的墓葬实景。
路县故城遗址不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古今同址、共生共荣”，构成了副中心历史的起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北京段内的重要考古成果之一。大运河沿线的白浮泉、玉河故道等地也先后开展了考古工作，解决了一系列关于河道位置、堤岸形制、漕运信仰的争议问题。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唤醒了路县故城的沉睡记忆，关于时空对话的回响，连接起运河两岸的塔影霓虹，一同汇入了滔滔不绝的千年文脉。
文/宋超（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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